莫斯科恐怖袭击，美国的“警告义务”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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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距离莫斯科市中心不到17公里的“克罗库斯城”音乐厅发生恐怖袭击。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和莫斯科州卫生部门的最新统计显示，目前共有139人死亡、182人受伤。
3月25日，俄罗斯官方宣布逮捕全部4名涉嫌直接参与袭击的恐怖分子，综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多方报道，4人已经全部认罪。
然而在无辜受难者的鲜血之下，此次恐怖袭击的真相似乎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一方面，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连续公开现场影像，宣称袭击为其所为；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25日表示袭击是“激进的伊斯兰教分子”进行的，但仍保留对于乌克兰方面的怀疑。与此同时，更有观点将矛头指向美国甚至是俄罗斯自身。
而在迷雾之中，有一个细节值得外界关注，那就是美方是否如其所言，基于所谓“警告义务（Duty to Warn）”，提前向俄方通报有关莫斯科即将发生恐怖袭击的情报，以及此举又意味着什么。
美方是否提前告警？
3月22日“克罗库斯城”音乐厅遇袭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沃森表示，美方于3月初获悉有关方面计划对莫斯科发动恐怖袭击，目标为包括音乐会在内的大型集会。沃森称，华盛顿与莫斯科“分享了这一情报”。
沃森指，拜登政府遵守“警告义务”，而作为美方一项长期存在的政策，美国情报界在确信某人或某一群人即将遭到刻意杀害或绑架时，会向有关国家和组织发出预警，即便遭到威胁的对象并非美国国民。
但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对此予以否定。3月24日，安东诺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罗斯驻美大使馆“未收到有关莫斯科即将发生恐怖袭击的警告”。安东诺夫称：“我们没有提前收到任何通知或情报，无论是来自白宫还是美国国务院，没有人联系过我。”
外界注意到，就美方是否提前告警，俄罗斯内部似乎存在互相矛盾的声音。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3月23日，俄情报部门“一名消息人士”向媒体确认，“确实收到美方提供关于莫斯科可能发生恐怖袭击的消息”，不过该“消息人士”称“情报是笼统的，没有任何细节”。
此外，根据克里姆林宫3月19日的新闻稿，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俄联邦安全局表示，近期一系列西方国家官方机构有关俄罗斯即将发生恐怖袭击的论述是带有“挑衅性的”，普京称这些论述“代表了一种公然的勒索和试图通过恐吓来瓦解俄罗斯社会”。
俄情报部门和普京的表态似乎从侧面证实了美方的确”提前发出了警告“，但为何俄罗斯驻美大使又予以否定？
俄罗斯内部这种看似互相矛盾的声音并非不可理解。美方就算基于所谓的“警告义务”，向俄方作出了某种通报，但第一预警是否与3月22日的“克罗库斯城”音乐厅恐怖袭击直接相关，第二美方的预警是否有效提及袭击相关细节，都是存在疑问的。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背景信息是，3月“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已在俄罗斯境内表现相当“活跃”。3月7日，美国大使馆警告极端分子即将于48小时内对莫斯科的大型集会发动袭击。同一天，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安全部门在莫斯科西南地区侦破并消灭了一个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有关的极端组织，该组织当时正计划对莫斯科的一座教堂发动袭击。3月20日，也就是“克罗库斯城”音乐厅遇袭前两天，俄官方又宣布抓捕一名“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战斗小组的指挥官。换言之，“克罗库斯城”音乐厅并非是“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莫斯科选定的唯一目标。
那么，有一种可能性是，美方就三月俄罗斯境内广泛的恐袭危机发出了警告，但警告没有明确指向莫斯科的“克罗库斯城”音乐厅，或许是美国自身也没察觉到。由此，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自然可以咬字眼强调“未收到有关莫斯科即将发生恐怖袭击的警告”。
或者，美方发出的警告明确指向了“克罗库斯城”音乐厅，但因为过于笼统缺乏细节，而没有得到俄罗斯安全机构的足够重视。3月里异常活跃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加之战时大选的严苛安保要求，大概率让俄罗斯的安全力量处于某种饱和状态，让他们不得不集中力量追踪哪些更具细节也因此显得更有威胁的线索。
美方的警告“笼统缺乏细节”也不一定是出于某种阴谋论式的恶意。从情报战的角度来看，美国愿意和俄罗斯分享某种“恐怖袭击即将到来”的情报，不代表美国就愿意无私牺牲自身的情报力量。更具细节、更能够引起重视的情报同样会暴露更多的线索，让俄方去追查美方在俄罗斯境内的情报部署。
外界注意到，3月22日的“克罗库斯城”音乐厅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做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表态，他表示不认为美国国务院此前通过驻莫斯科大使馆发布的警告指的就是此次袭击事件。这一方面可能是美国——至少在3月7日发出警告前——的确没有察觉到“克罗库斯城”音乐厅可能遇袭；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美方刻意如此表态，目的是不希望外界产生“美国早就知道这一切却故意没有给予俄罗斯足够预警”的认知，避免美方陷于无法自证清白的道德洼地。
美国是否存在“警告义务”，这又意味着什么？
根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相关公开资料，美国情报机构的任何组成部分，如果获取具体且可信的情报指明某人或某一群人遭到“刻意杀害、严重肢体损伤或是绑架”的迫切威胁，即有义务警告潜在的受害者或是负责保护受害者安全的人士，无论被威胁的对象是否为美国国民。
在“警告义务”的概念下，“迫切威胁”的目标包括具体的人，也包括一个组织、一个机构或是一个明确的地点，例如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3月7日的预警中明确点出的“大型集会”和“音乐会”。
“警告义务”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水门事件”曝光后，美国国会对于情报机构滥用职权等违法行为的调查。当时的“研究政府情报活动的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又称“丘奇委员会”注意到，美国情报机构往往手握有关他人生死的信息却无所作为。1981年，里根总统签署12333号行政命令，其中明确“警告义务”，对外强调保护民众免受伤害是情报机构的道德和伦理义务。
回到3月22日的“克罗库斯城”音乐厅遇袭事件，”警告义务“的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排除一定的阴谋论视角。
如果美国的确基于“警告义务”向俄罗斯作出了某种通报，那么某种程度上，美国和乌克兰都有理由被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毕竟美国没有必要一边在情报上警告俄罗斯，一边向俄罗斯发起对隐蔽进行有极大要求的恐怖袭击；而如果美国希望看到乌克兰和俄罗斯陷入某种更剧烈的死斗之中，美国同样不需要提前警告俄罗斯，美国更应该等乌克兰方面得手之后，再释放情报点燃俄罗斯的复仇火焰。
此外，美国仅向俄罗斯发出了警告而没有向乌克兰预警，则表明乌克兰理论上不在此次恐怖袭击的迫切威胁下，换言之，所谓“俄罗斯自导自演此次恐怖袭击”的阴谋论也就难以成立。因为如果此次恐怖袭击是俄罗斯“自导自演”，其目的是指向乌克兰，为发起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制造找合理性，美国没有理由不和2022年一样，向乌克兰就即将到来的俄罗斯攻势提前发出预警。事实上，如果俄罗斯在任何程度上“自导自演”，美国只需要进一步公开自己手中掌握的具体情报，无论是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情报去进行比对，抑或是有关俄罗斯方面的直接情报，都会将克里姆林宫陷于极大的被动之中。毕竟这里如果存在一个巨大的阴谋，美国没有任何理由为俄罗斯保密。
大概率而言，结合目前的公开信息，“克罗库斯城”音乐厅恐怖袭击事件就是“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或至少是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紧密相关的力量所为，但有关此次袭击的最后真相仍有待各方的调查和情报公开。对于普通人而言，缺乏具体情报的交叉比对，我们很难区别“看似自圆其说”的阴谋论和真相，因为“看似自圆其说”正是阴谋论之所以大行其道的原因所在。
作者丨张思南，直新闻高级主笔，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约评论员
排版丨郑志佳，深圳卫视直新闻编辑